近日，公安部发布《关于修改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〉的决定》，对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进行了全面修改，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。

此次修改，对规定原条文修改119条、删除7条并新增16条，合计修改142条；修改后的规定共14章388条，进一步完善了管辖、证据、强制措施、受立案、侦查、涉案财物管理和办案协作等方面的制度和具体要求，将更好地规范和指导公安刑事执法工作。

这对于职辩律师来说，是挑战，还是利好？

面对公安刑案程序新规，“职辩”怎么辩？

为此，大湾区青年律师成长沙龙携手律媒社特邀请执业25年职辩大咖杨文龙律师、资深前法官甘定中律师、敢于无罪辩护杨朝新律师、17年资深前检察官张云成、知名律师林叔权律师，共同开启线上圆桌会议讨论。

此次圆桌会议系《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技巧》第二期，首期已于2020年3月隆重推出，并邀请了职辩大咖罗鑫嘉、许兴文、邓建国等律师，为大家做了主题分享并做精彩点评。

主持人

 郑彬彬律师 

大湾区青年律师成长沙龙秘书长

受邀嘉宾

 杨文龙律师 

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
广州市律师协会职务犯罪刑事法律业务专业委员会主任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

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法学院兼职教授

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

 甘定中律师 

广东维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

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

深圳市律师协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

深圳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评议团评议委员

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基地立法专家

 杨朝新律师 

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

金牙大状律师网核心律师

 张云成 

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刑辩部顾问

17年资深前检察官

观察员

 林叔权律师 

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

大湾区青年律师成长沙龙发起人兼导师

圆桌会议

1、新修订的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、讯问制度等进行了完善，这对于职辩律师来说，是挑战，还是利好？

 杨文龙律师：

首先，在管辖的问题上，公安已经明确一些归监察委管辖的案件都归监察委，公安和监察委的界限已分得比较清楚。

其次，刑法里有四百多个罪名，其中将近有一百个左右都是属于职务犯罪的范围，因此，从程序规则修改以后，应理解到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即关于职务犯罪的话题不要神秘化，应把它当作普通的刑案看待，毕竟职务犯罪已占据将近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罪名。当然，职务犯罪在办案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特殊性，也有一些策略和技巧。

最后，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，严格来说，因为职务犯罪在第一个阶段是属于监察委的调查阶段，律师不能介入，并且这个阶段跟公安的侦查又不一样。我们看到普通的刑案，公安的非法证据排除是加强了，但是从职务犯罪的角度来说，经过两年多的实践，职务犯罪的非法证据排除还是非常地难。

甘定中律师：

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的修改幅度确实比较大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、管辖范围、收集证据以及怎么审查确保证据合法性等方面，从规定来讲，是有进步。但实践中，应该怎么做？每次修改这些法律规定，尤其是刑事案件的程序，一直是刑事辩护，特别是职务犯罪辩护的难题。

现在有些案件，包括一些庭审直播的案件，确实存在非法证据排除很难得到确认。这种情况，一是坚持依法辩护，二是在案件证据细节程序方面的一些问题，要敢于提出来。律师没有别的武器，律师的武器就是法律。

职务犯罪案件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，非法取证的问题也比较多。新规第二百八十四条明确了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，公安机关应该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，依法排除非法证据。明确增加了公安可以自己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，对于自行审查，确实属于非法证据的，不得移送检察机关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。

在辩护过程中跟公安机关的沟通交流非常重要。首先，要将案件事实、程序梳理清楚。传统认为，公安和律师一直是对立的，因此，技巧沟通的弹性非常重要。公安自己对一些非法的证据应该自己进行排除，比如：纪委、监察委的一些证据明显属于非法证据，律师提出来，公安是很有可能排除一部分的，这对于职辩律师来说，是一种利好。但是，也是一种挑战，挑战在于律师如何在非法证据排除上取得进步，如何与公安进行良好沟通，有效运用该规定。

杨朝新律师：

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重点、核心，作为职务犯罪辩护，要敢于对非法证据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律师提出排非，最终目的很大程度在于达到无罪的效果。个人认为，如果提出排非，是存在量刑的空间，并且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。

前阶段办理的某公司职务侵占罪，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本人即对案件证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包括排非、证据补救以及完善等问题，最终把控方的空间越压越小，取得了120多万降到15万多的良好效果。排非是一个基础、前奏，为以后量刑做好铺垫。

关于监察委立案的职务侵占案件。在监察阶段，个人认为律师是可以提供一定的法律服务，比如：被监察对象的财产的分清、财产的判断、财产的清单等方面，律师是可以依法为其家属提供一定的法律扶持，这也是为以后被立案逮捕做充分准备，毕竟财产分不清，后面将会很被动。

张云成：

第一，职务辩护到底难还是易。个人认为，即使管辖变了，职务辩护的空间还是很大的，并不像某些专家所讲，职务犯罪受政治影响，没有什么辩护空间。

第二，对于新规，不应该也没必要过度解读。

第三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。首先要考虑想排除的是什么证据。其次，在司法实践中，能排除的是什么证据。个人认为，司法实践中，能排除的仅仅是言词证据，而不是所有的证据都能排除。另外，在排除言词证据过程中，有一个观点，已被司法实践所检验，但个人不是很理解，其为什么会被排除，即：立案之前拿到的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。

因此，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深的大检察官，或者是资深的大律师，都是因为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在里面，还有爱学习的精神。

观察员之针锋相对

林叔权律师：

请教一下甘律师，关于公安机关“自查自排”，你怎么看？

甘定中律师：

关于公安机关“自查自排”，是一种进步，也是一种义务。司法实践中，如果公安机关不去做，将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需要被依法处理，但怎么做、如何做，还需要摸索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至于国外的某些做法，是一种趋势，但根据目前现状，是无法做到的。

林叔权律师：

在职务犯罪辩护领域，特别是在“排非”问题上，有哪些规律可循？

杨文龙律师：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感触不多，若干年来经办的几十件职务犯罪案件，没有一件做过排非，个人感觉，排非真的是太难了。当然，如果从理论和实务上来说，排非还是可以去争取的。比如：由于办案人员的差错，导致同一时间段的笔录出现时间紊乱。但是说实话，职务犯罪的排非非常难，毕竟环境使然，且办案人员非常专业。

杨朝新律师：

个人认为，因为职务犯罪的特殊性，做排非成功确实很难。本人通常会对每个证据都进行排非，比如：询问时间是否有矛盾，是否有违背常识常理的东西，是否跟客观证据产生冲突等等。但真正排非成功，目前没有一例。

林叔权律师：

想请教一下张律师，律师为什么不能对其它类型证据进行非法排除？

张云成：

因为我们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这块，主要是针对刑讯逼供等侵犯人身权利拿到的证据，毕竟物证是客观存在的。即使取证过程不合法，但只要是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，出具情况说明，一样可以作为证据使用，无法进行排除。

2、新修订的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对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”加以高度重视，并落实了四项具体措施。对此，职辩律师应如何运用该项“武器”？何时运用“最佳”？

甘定中律师：

第一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，认罪认罚这次的规定明显是有进步的，体现在将认罪认罚的司法程序前移了，加大了程序设置或者说实践处理的一个力度。之前认罪认罚设置程序里，对律师的参与度设置的是不够的，好像都是公安、检察、法院在做这个工作。参与的律师，比较被动，更多的是法律援助律师或者是值班律师。而真正的委托辩护的律师，其实是很被动的，或者是很滞后的。

第二，目前仍然没有解决的是认罪认罚和最终的量刑，不仅跟职务犯罪案件，也跟所有的刑事案件挂钩，就是认罪认罚之后到底从宽到什么程度？比如：到底定什么性，到底量多大的刑。认罪认罚这个从公平的角度来讲，还是离我们的理想有一定距离。

第三，个人觉得认罪认罚还可以步子迈得更大一些。比如：认罪认罚能不能跟羁押必要性审查结合。既然都认罪认罚了，是不是可以说明社会危害性能够得到确认，社会危害不是很大的，或者说处罚可能是比较轻的，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进行羁押。个人建议，既然能够认罪认罚的，就要把羁押作为例外，把取保候审不予羁押作为常态。

认罪认罚是一种政策和法律，这个规定本身有一定的进步。但是前移在公安阶段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即在公安阶段，它并不透明，或者是律师并没有真正介入的时候，这种认罪认罚有没有真正的效果。毕竟这个阶段的供述，本身带有被强大公权力的一种驱从，没办法完全去忠于内心，没办法完全去了解这个案件的状况，这种情况下去做认罪认罚，带有更大的盲目性。因此，个人觉得这次虽然修订了一些可以操作性的规定，但更多的在于司法实践中，怎么样去尽可能为当事人提供有利于他的一些帮助。

杨文龙律师：

第一，认罪认罚制度，是刑事诉讼法一个重要的原则性制度，因此，公、检、法都对这个制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。认罪认罚贯穿于整个侦查和起诉阶段，此次修订，并不是前移，而是细化。

第二，认罪认罚最终要落地在从宽二字，也就是说，公安现在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，并不可能做到像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，落实到一些量刑建议上。因此，需要律师去跟侦查人员进行沟通，讨价还价。律师通过具体的沟通，达到取保候审或者在某些事实的认定上少一些的目的，且在自首问题上做充足依据，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准备。

因此，对于认罪认罚制度，刑辩律师需要好好运用，需要带着目的去跟公安机关进行沟通，并且把认罪认罚作为一个辩护的重要手段，让从宽落地，这也是辩护律师必须做的功课。

杨朝新律师：

对认罪认罚制度，要辩证地看待。因为职务犯罪案件具有其特殊性，要做无罪辩护是有一定的难度，故需尽早说服或启发犯罪嫌疑人好好运用认罪认罚制度。另外，量刑辩护是职务犯罪辩护的一个手段，利用好了，将对被告人有很大的帮助。

张云成：

第一，认罪认罚制度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，通常都会建议采用速裁程序。

第二，认罪认罚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到底能得到多少好处，并没有明文规定，但从司法实践中来看，在侦查阶段，如果认罪认罚，通常是定刑的30%左右，在审查起诉阶段则为20%左右，到审判阶段，正常为10%左右。

第三，个人认为，在公诉阶段认罪认罚是最好的。毕竟侦查阶段，律师介入的少，很多情况都不清楚，一旦认罪认罚，后果将难以逆转。

对于认罪认罚，律师一定要用专业的水准来判断，是认罪认罚更有利于当事人，还是做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更有利于当事人，律师在具体操作时应慎之又慎。

郑彬彬律师：请各位嘉宾总结一下，新规是利好？还是挑战？

甘定中律师：

总的来说，肯定是利大于弊，新规的修订，更加注重程序问题，是一种进步。

杨文龙律师：

新规中提到的很多制度、措施，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者律师来说，是一种选择，既可做也可以不做，但多一种选择总比没有选择来得好，故总的来说，是利好。但也需要把握好，否则不但没有帮助，反而有害。

张云成：

新规的修订，是程序上的合法走到台前。不管是办案机关，还是律师，甚至是外界，都将对程序更加注重。也可以看出，重程序、重实体已经走到我们法律中来了。

3、职务犯罪案件，律师调查取证需要注意哪些“坑”？有哪些应对策略和技巧？

杨文龙律师：

对于职务犯罪案件，律师调查取证做的很少，毕竟有很多“坑”，特别是监委过来的职务犯罪，基本上很难在调查取证方面有所作为。但也不是毫无作为，如果该案件，有些证据是不足的或模糊的，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可以跟公诉人进行沟通，也可以申请公诉人与监委做进一步交流，将证据取回或补正，包括案件的事实、情节方面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等到审判阶段，有些意见再提出，估计就太迟了。

对于工商资料、房产信息等客观事实，律师要及时去调查取证。但对于证人证言，绝对不能随便去找证人做笔录，这是最大的“坑”。

杨朝新律师：

个人认为，在职务犯罪案件中，如果牵涉到改变案件的定性或者是无罪的，律师千万不要去调查取证，可以申请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。对于客观证据，进行调查取证，不会改变定性，也不会使案件变成无罪，律师是可以做的，但对于言词证据，律师不能肆意去触碰，危险性非常大。

甘定中律师：

第一，所谓的“坑”，即可能触碰法律的。律师在不谨慎的条件下，去调查取证，很容易陷到“坑”里。

第二，对于言词证据，调查取证需要特别谨慎，否则容易把自己陷进去，比如：伪造证据、泄露国家机密等等。

第三，对于一些程序性或者情节方面的东西，律师是可以调查取证的。

张云成：

对于律师调查取证，个人不敢过多地发表言论，毕竟在体制内出来从事律师行业的时间并不长。但律师调查取证，是律师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一环，也是律师权力的一项重要的体现。

观察员之针锋相对

林叔权律师：

律师如何拿捏职务犯罪辩护的为与不为？

甘定中律师：

第一，律师要忠实地履行辩护职责，将案件研究、吃透，体现律师的敬业。

第二，专业。律师不能犯一些浅显的错误，对于不懂的地方，应及时学习，或者与同行多交流。

第三，律师要坚守立场，不盲目跟从犯罪嫌疑人或者家属的意见。

4、在职务犯罪案件中，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同时进行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，即：两种辩护同时存在的“兼顾性立体辩护”？

杨文龙律师：

两种辩护可以同时存在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同时存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一般来说，无罪就干脆做无罪，因为你在无罪的情况下还要做罪轻，就会削减无罪的分量；反之，如果你要做罪轻，做认罪认罚，还要做无罪，又会削弱了罪轻。

两种辩护同时存在，是可以的，但在实践中，需要把握分寸，拿捏好那个度，个人建议，在无罪和罪轻中，应把重点放在罪轻的层面来进行强调。

甘定中律师：

对于我们认为案件确实无罪或者该案非指控之罪的情况下，有两种处理方法：

1、分人：同一案件，两个辩护律师，一个做无罪辩护，一个做罪轻辩护，不管是无罪还是罪轻，都是依照法律事实；

2、如果这个案件比较轻，当事人也比较着急出来，在不能非常确定属于无罪的情况下，可以选择认罪认罚从宽。但需要分阶段，侦查阶段，肯定做无罪辩护；审判阶段，在无法确定无罪还是罪轻的情况下，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见，重新辩护。

律师首先需要跟委托人或者当事人做好沟通工作，然后才能去跟办案机关做交流。

杨朝新律师：

个人认为，两种辩护同时存在的“兼顾性立体辩护”，是策略，是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运用无罪辩护，是为了挤压控方的空间，让法官内心确信，以至于在判决书中给予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减刑。

林叔权律师：

对于这个观点，本人不支持。首先，这是律师不负责任的表现；其次，体现了律师的不敬业；最后，无法达到好的辩护效果。

个人认为，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，尤其是侦查阶段律师掌握案件的信息资料不多，律师要非常谨慎，不要动不动就做无罪的定论。而到了审判阶段，律师已经掌握案件全部信息资料了，即应有专业的判断，到底是无罪还是罪轻，需要最终定夺。

杨文龙律师：

林律师的理念是对的，但是现实千差万别，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，特别是职务犯罪的律师，就是在夹缝里运行。两种辩护同时存在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谁不想干脆利索，但实际上就是有一些情形，让你进退两难，只能既选择无罪，又选择罪轻。

甘定中律师：

个人认为，职务犯罪，包括其他普通刑事犯罪，需要分阶段把握。在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，不要盲目认罪。只有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，到了审判阶段才考虑是否认罪，也就是说是否做罪轻辩护。

5、某些律师或专家认为，“辩护律师”选择无罪辩护，并不一定需要“被告人”也必须选择无罪辩护；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，辩护人是可以选择进行无罪辩护的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

杨文龙律师：

这个问题，我非常有感触。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做认罪认罚，然后辩护律师在法院审判阶段就做无罪辩护，这是一种策略，需要跟当事人以及家属充分沟通，并得到他们的认可。

但也有前提条件，即：被告人对事实并不否认，而对这个事实的法律上的评价和定性，则交给律师去发挥、去辩护，这就等于是可以能够有共存的一个地方。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为当事人取得最大的好处，毕竟当事人是否无罪，我们拿捏不准。但在审查起诉阶段，通过跟检察官充分的沟通，使其同情、理解当事人，以便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能得到最大的优惠。

跟当事人以及家属充分沟通，有前提条件，即当事人在事实方面并不否认。但被告人在审判阶段不能进行过多的表态，在辩护阶段也不能为自己做无罪辩护，这些都要非常明确，也需要辩护律师设计好。

甘定中律师：

本人同意上述说法，因为被告人认罪是一种非专业的态度。被告人认罪是出于其对法律的认知了解，不是专业的意见，而我们律师的辩护则是专业的意见。

个人认为，当事人的认罪并不排斥律师做无罪辩护，毕竟当事人的认知有限，无法从专业的角度看待事件的定性。

杨朝新律师：

当事人认罪，律师同样可以做无罪辩护。辩护权的来源是基于法律和事实，而委托关系仅是辩护权产生的一个依据。如何行使辩护权，追根结底需要尊重事实，辩护的最终的目的在于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最大化。

张云成：

对于上述观点，我是认同的。但有一个疑问，想请教杨文龙律师，即：律师在认罪认罚意见书上签字了，律师还如何做无罪辩护？

杨文龙律师：

第一，律师在认罪认罚意见书上签名，只是一个见证，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，起到的仅是见证作用，不能因此剥夺和限制律师独立辩护的权利。

第二，在实践中，一个案件可以有两个辩护律师，一个去签名，一个做无罪辩护。

林叔权律师：

第一，做无罪辩护还是做罪轻辩护，辩护律师跟被告人要有一种默契，也要配合。当然，这种默契跟配合是在法律框架内，并且是出于对被告人的利益最大化。

第二，律师在参加庭审之前，与被告人的最后一次会见非常重要，需要制定并商量好参加庭审的策略，要“教育”被告人如何应对庭审，如何应对法官的调查、检察官的“刁难”。

精辟总结

郑彬彬律师：

请各位嘉宾，用简短的语言，对今晚的主题做总结性发言。

杨文龙律师：

第一，作为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，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前面的程序，特别是放在审查起诉阶段。个人认为，起诉阶段需要占用律师办理整个案件70%的精力。

第二，现在不管是认罪认罚，还是其他的一些政策，都是要充分利用的。这些政策，必须拿捏好，以便跟办案机关讨价还价。

第三，在整个刑事辩护的过程中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沟通。从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审判阶段，都要不断地进行沟通，如果没有充分的沟通，有可能真的就会出问题。个人认为，最应该沟通的是在审查起诉阶段，这个阶段，检察官手上有大把的资源，灵活度非常大，如果进行了良好沟通，将会取得最好的效果。审判阶段，也需要进行沟通，有时法官的某些暗示，将对律师的辩护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律师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，充分地制定合理的策略，并且进行充分的沟通，来弥补法律以及刑事诉讼中的一些缺陷，把当事人、被告人的利益发挥到最大化。

甘定中律师：

第一，辩护工作前移，特别是庭前辅导。庭前的辅导、庭前的交流和庭前的准备，是律师跟当事人最重要的一步，也是需要律师更细致、更严谨、更科学。

第二，希望法律法规能够真正的使案件得到更公平、更公正地处理；希望一些制度的落实，比如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能够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结合起来，使取保候审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；希望律师兴、法制兴、国家兴，不说完全实现，但可以得到更充分的体现。

杨朝新律师：

对于今晚主题，需要辩证的去看待，既要结合个案，又要结合中国目前的国情，将其变成生活中的法律规定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合法化、最大化。

张云成：

通过今晚的活动，我认为职务辩护的突破口在于：1、主题身份问题；2、获利问题；3、数额问题。

因活动时间有限，对于今晚话题引发的诸多思考，受邀嘉宾与线上参与人员均表示意犹未尽，将继续在群里互动，并期待下一次活动的到来！

本文嘉宾发言根据录音整理，嘉宾意见不代表律媒社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