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每天生产20枚扣针，10个人每天共生产多少？

答案是48000枚。

早在1776年，亚当斯密就洞见了分工协作与效率的秘密。生产一枚扣针需要经过18道工序，一家工厂由10个工人分别承担1-2道工序，每天共生产48000枚扣针，平均每人生产4800枚。如果让工人各自独立完成全部工序，一人一天连20枚都生产不出来。

20英镑背面人像，西方经济学之父

亚当斯密

为西方文明奠基的思想家弗朗西斯·培根说过：每个人只干一种活，而大家又在为一件事共同努力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人们才看到了人类的伟大。

三百年前，人类已经有了专业化分工的意识，已经是10个人生产一枚扣针，而在300年后，刑事律师往往还是一个人单打独斗，身兼数职，全程处理一个案件，他们既是“法律专家”又是“营销员”、还身兼“回访员”、“服务员”和“心理辅导员”……

说到变化，整个律师行业最大的变化在于业务领域的专业化。

经过40年的发展，律师行业业务专业化的发展方向逐渐清晰。以最为传统的刑事律师为例，就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，一种是在综合所里建立刑事团队，另一种是建立专业化的刑辩所。然而这两种类型仅仅是在业务领域实现了专业化，却很难在团队和律所的发展中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。从本质上说，这种专业化只是一种刑事与非刑事的区分，是一种不彻底的专业化。

然而，对于律师个体而言，40年过去了，律师与律所的关系没变，律师的作业方式和开拓案源的方式等依旧没变。

管理的核心在于管人。

众所周知，律师与律所是一种挂靠式的依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弱关系，而非强关系，所以律所很难管理好每个律师。

中国律师制度已经恢复40年了，然而40年来，律师的作业方式主要还是一种“全科医生式”的单打独斗，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团队协作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一个案子一个律师。这种一人身兼多重角色的作业方式，导致了无论是团队还是律所，在发展中都困难重重。

对于律师而言，案源主要来源于熟人介绍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朋友圈变现。想要获得更多的案源，就要思考如何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和人际关系网，这是一种很传统的业务开拓方式。

首先，我们要肯定一点，律师这个群体都勤于学习，且对学习有一种源自内心的自我驱动力。但很多时候，针对律师群体的讲座与培训，更多的只是一种填鸭式的知识输出，不注重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，缺乏培养律师的多维度思考能力。

改变即将发生。

数据显示，2010年全国律师从业人数为20.4万名，2015年达到30万名，而截至2018年底达42.3万名。从20万增至30万用了5年时间，从30万到42.3万却三年不到。

根据司法部《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纲要（2018-2022）》目标，2022年全国的律师总数预计达到62万人，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达4.2名。

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，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，庭审实质化的持续推进，多地试行刑事律师辩护全覆盖，这种由上而下的变化，也迫使行业不得不做出改变。

与此同时，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，看似传统的律师行业还能继续传统下去吗？

在5月18日、19日广西南宁的庭立方刑事律所主任私享会上，百余位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刑事律所主任坐而论道，直切刑事律师发展的痛点。

是选择在综合大所中做专业刑事团队，还是成立小而美的专业刑事所？

 1、 规模难以扩大，无论是对内运营还是对外拓展，都根本无法实现市场化，基础投入大、利用率低、成本高；

 2、 收费标准低，盈利能力低，难以进入刑事高端业务领域；

 3、 在品牌化、互联网化、规模化进程中，品牌投入成本高、产出小、见效低；

 4、 人才招聘难，引不进、留不住优秀人才；

 5、 很难获得、维系高质量的客户，面临优质案源和优质业务迅速流失的风险。

品牌与客户认同感，成了专业所能否获取案源的关键因素。于是，为了打造品牌增加客户认同感、客户粘度，各家律所本身的成本居高不下，效率却越来越低。各家所成本负担大，资源获取能力差，难以为继。

而在大所中做专业团队，律所很难切实为每个团队赋能，团队又很难调集律所资源为我所用，团队之间的资源壁垒森森，利益分配也万分纠葛，专业化建设十分困难。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刑事专业化道路？如何拓展案源？如何破解人才流失问题？如何实现跨团队、跨所、跨区域合作和分配？

事实上，这样的痛点也存在于全国上万家中小所。司法部发布的2018年度全国律师数据，全国3万多家律师事务所，律师30人以下律所9300家，个人所9140家，可谓大半壁江山都是中小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