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2月24日晚上8点，由大湾区青年律师成长沙龙主办，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及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林叔权律师团队协办，广东卓凡（仲恺）律师事务所承办的《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诈骗犯罪案件的辩护技巧》线上沙龙在腾讯会议平台开播。

当晚线上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00多位律师同行参与，活动历时2个半小时，在互动答疑环节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很多问题无法深入探讨，与会人员均表示意犹未尽，希望活动过后可以在微信群里继续互动。

因《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诈骗犯罪案件的辩护技巧》微信群针对《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“为”与“无为”》这个主题讨论颇多，各有意见，为便于大家学习，故整理如下。

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经济刑辩中心名誉主任廖莘律师提出：

侦查阶段，律师调查取证有法律依据。

根据2012年修改的刑诉法相关规定，在侦查阶段，律师接受委托或者被指定后，具有辩护人的地位。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

取证前提是确保安全，底线是要合法合规，取证的方法和证据的运用值得深入研究。

老律师出于爱护年轻律师，常常会作侦查阶段不宜去取证的忠告，可以理解。但按法律规定，辩护律师是有权（也是义务或责任）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。

该为不为，能做不做，是失职也！

在充分保护好自己安全的前提下，把辩护工作做扎实做细致，才能说服办案单位，取得相对好的辩护效果。用证据说话，让证据来支持你的辩护观点和意见，比找什么关系都强！

关系是陷阱，是深渊，以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去为当事人争取利益，是死路！以自已的执业资格违规涉险去为当事人争取权益，是愚不可极！专业刑辩律师的底线，是合法合规，不逾越红线半步！

在事实清楚、有证有据、观点鲜明的前提下，运用立体式辩护方法，把相关材料穷尽个人所能，合法的递交给有权参与处理案件的所有办案及指挥办案的人员，包括民警、书记员、法官检察官助理、合议庭成员、审（检）委成员、主管领导、一把手等等，通过引导体制中人坚守法律人良知的去支持辩护观点，其效果比找关系、求情强一百倍一千倍！

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暨刑事部副主任、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余安平律师提出：

侦查阶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取证，但年轻律师最好不要单独取证。

我的惯例是向单位取证或者申请办案机关取证，我与证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法庭上。我曾办理河源某组织卖淫案，申请证人到庭后，检察院申请补充侦查，结果公安机关协助侦查时吓唬证人甚至询问律师有没有教你怎么说。幸亏我养成了只在法庭与证人见面习惯，不然就麻烦了。

每年都有律师因为取证不谨慎被公安机关调查甚至入罪，因此，律师调查取证需要谨慎小心。我们刑事部甚至规定年轻律师不得单独开庭不得单独取证，要与老律师一起搭配，这也是“保护自己”。

当然，这只是针对年轻律师。经验丰富的律师，艺高人胆大，不在此之列。

水兵律师提出：

保护自己，不收集证据。

侦查阶段不收集证据是保护自己、当事人及证人，虽然有时取证会达到好的效果，但如果出问题，只要一次，我们就将丢掉饭碗，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

马凤律师提出：

侦查阶段律师取证需要注重方式和方法

个人认为侦查阶段可以取证，即便是调查客观证据，也可能牵涉到很多，比如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，不同的证据涉及到不同的规则，我们需要遵法而行。

我感觉大部分人对取证手段及风险做衡量，侦查阶段需要注重方式，我基本上采取的方法是这样：

1、客观类证据直接提取递交；

2、言辞类证据可以调查，但如有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况下，可以作为证据提交，否则需要进一步平衡风险去找更合适的处理方法；

3、侦查阶段未必所有的工作都要亲力亲为，换种方式或许既能达到目的，亦可以规避风险。比如，对于证人，明晰来源线索的情况下，我们做了调查笔录，初步了解情况后，可以提交“提请侦查法律意见书”，列明证据来源线索及证人可能反馈信息。

风险终究是有的，即便是客观证据也有风险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规范，我们律师取证也要给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，也可以同步录像，能做到的规范都可以去做，提高自己的标准。现在的法治环境，绝大部分情况下比往年好多了。当然也不存在特殊的一些案例。

河南张振龙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姜爱军律师提出：

大大方方去沟通，履行职责，坚守底线，规范操作。

我在外地办理黑恶案件时，侦查机关违规不让会见，我找到了公安局长，他们自己也承认此举违规，但很无奈。

后我找到政法委书记，谈了我的职责和依据，结果是直接安排让我会见。办案人员很配合我的辩护工作。

大大方方去沟通，履行职责，坚守底线，规范操作。这也是专业的应有之义。刑事专业律师的饭不好吃，一定要按照规矩和程序，运用好辩护技术和专业技能，去说服办案机关。

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“职务犯罪研究与辨护中心”专家顾问林叔权律师提出：

侦查阶段取证，无须“杯弓蛇影”，也无须“投鼠忌器”。

我认为，调查取证是技术话，掌握取证技巧、方法是必须的，但是最为关键的是“底线”原则，切记不可为讨好委托人，为不该拿的钱而挺而走险，甚至不择手段。当然，对敏感案件、督办案件、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、被害人太惨太可怜的案件，辩护律师明哲保身也是必须的、无可厚非的。

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“为”与“无为”，除从职责，从专业，从风险考虑、考量外，还需结合“订单”考虑。

律师受托阶段不同，是否全程委托，在“为”与“无为”上是不同的。投机是人的天性，律师也不例外。

如果律师已获得全程委托，全程辩护，且律师费已按约定全部落袋为安，那么我主张在调查取证上取“无为”态度，至少在言辞类证据上“无为”，而客观类证据，只要不是合谋伪造，只要是确信、确保来源合法，则可为。

如果当事人委托的仅是侦查阶段，则建议采“有为”的做法，在客观类证据自行收集上依法“有为”，而言辞类证据“无为”。

律师在这个阶段，必须向委托人及家属、朋友展示律师的作为，只是律师的作为不一定非是调查取证上，如“提请侦查”律师意见书，如现许多青年律师在采取的类罪“大数据报告”等可视化之刑案办理精细化文件、资料展示上，或者采取律师团、专家团等展示“肌肉”实力的方式，以体现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为，以争取后续两阶段的继续委托。

刑辩律师也需商业思维，也需商业上的算计。